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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人文广济】武穴籍科学史家吴国盛:中国不是

发布时间:2019-07-08

  广济文化博大精深。说她博大,源于广济每一个地名,都有她的历史故事和神奇传说;说她精深,源于广济文化是一个综合型的文化形态,主要由佛教文化和港埠文化两大文化主系和商贸文化、战略文化、戏曲文化、武术文化欢迎光临神码堂。竹艺文化等文化支系构成。请让小编分期为您慢慢道来。

  吴国盛,1964年9月出生,湖北武穴(原广济)人,科学史家,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,科学博物馆馆长、教授。15 岁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,后考取北大哲学硕士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。1997 年,年仅33岁的吴国盛成为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,2年后任教于北大哲学系,2017年转至清华大学,后担任清华新建立的科学史系系主任,主要研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。

  他的著作《什么是科学》获中科院院士韩启德力荐,“是我见过的很好、最适合当前国人阅读的科学哲学著作。”他先后在北大和清华开设的科学通识教育课程,都是极抢手的“网红课”。

  吴国盛教授近日受邀来汉做客黄鹤大讲堂,在台上一开口便牢牢抓住全场观众,“科学是一种最显著的力量,但中国人对它有很多误解。”在近2个小时的分享里,他追根溯源了国人对于科学的N种误解,以及他所理解的“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”。

  从1919年到2019年,作为新文化运动旗帜之一的“赛先生”已在中国扎根100年,但科学到底是什么?听听这位学霸出身的科学史家是怎么说的。

  楚(楚天都市报):今天讲座的主题之一是“对科学的误解”,我们作为普通人,对于科学一直是仰视和崇拜,误解在哪儿呢?

  吴(吴国盛):很多国人觉得做科学家是最高尚的,认为科学可以拯救中华民族,我们如此热爱科学,给科学赋予了那么大的使命,发展研究却不尽如人意。中国有13亿人口,有庞大的智力资源,有这么高的学习热情,但我们拿到的诺贝尔科学奖很少,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,对科学根深蒂固的误解就是之一。首先,科、技不分,经常把科学等同于科技,以技代科;其次,把科学当成了生产力。

  吴:几千年来,技术都是直接的生产力,但科学并不是,科学直到19世纪才转化为技术。200年以前,科学是没有生产力效果的,它对生产力没有什么贡献,强调科学的生产力,是从一种功利角度、使用角度来看科学,因为中国的传统是“有技无科”。科学诞生之初不是力量,科学“有用”是近200年的事情,在漫长的2000年、3000年的时间里,科学是没有用的。很多国人对科学不怎么理解,将其等同于理科、数理化,要不然就等同于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”。中国不是科学的家乡,科学是在西方诞生,一种来自西方的文化现象,在我们国家比较弱的时候传了过来,我们学习它时,有很强的功利目的,虽然也学到了一点,但不是特别到位,还需要不断反思和科学教育。

  吴:中国古代没有科学,是我们的文化价值不需要科学,我们的世界观告诉我们,要相信天人合一,对于变化,中国人不害怕,是愿意去拥抱变化的,不像希腊人,他们惧怕变化,所以就会有科学的诞生,用科学把一切变化都变回到不变里。

  吴:希腊是科学的独一无二的诞生地,这件事情我们中国人都不太清楚。我们因为科、技不分,以为所有的民族、在历史上所有的时期都有科学。其实人对历史的爱好是出自本能的,平时大家聊天时会说“来,讲个故事吧”,那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历史,科学史就是讲科学故事,大家对科学或许有些麻木,因为它毕竟有技术门槛,技术性的东西太多,你不容易理解,但科学史很好理解,大家都爱听科学家的故事。

  楚: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学生曾经向他抱怨:“学几何学有什么用?”欧几里得的回答很有深意,“我的知识怎么会有用呢?我的知识是完全没有用的。”如果有学生和您探讨学习科学史的价值,你会怎么回应?

  吴:科学史的价值在于“理解科学”,并不在于“做科学”。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一百多年,在“做科学”方面有一些成就,但是在“理解科学”方面,远远不够,甚至可以说尚未起步。许多院士和我说,自己搞了一辈子科学,很难回答“什么是科学”这样的问题。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应该在中国人的“理解科学”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我并不是科学家,我研究科学史、科学哲学,是要反思科学,对科学进行再研究。科学家研究自然界,我们研究科学家,这个职业会促使我们本能地纠正去公众对科学的误解。

  吴:在现代,被科学化了的技术将此前的一切传统技术都抛在后面,产生了匪夷所思的巨大的力量,但任何一个重要的力量,都需要有制约,不然就会出问题。制约主要来自于反思,缺乏反思就缺乏制衡,人类就容易犯大错误。反思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、高级的能力,这个能力让人类不致于种族灭绝。历史上的进化都是通过灭绝来实现,动物界一点点的优良基因都是以淘汰为代价,如果人类也这样,就和动物没有区别。那人类就需要反思,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,越是力量很强的,越是需要有制约。科学很强大,如果不制约就会有负面效果,比如资源枯竭、环境污染等。

  吴:我是1979年上的北大,那个时候学制比较混乱,很多地区初中加高中只有4年,小学只有5年,所以,有很多像我一样15岁上大学的学生,如今反而不常见了。所以我不会认为自己是天才型学霸。

  楚:您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对于年轻人其实很有参考价值。您中学时是文学青年,还写过小说,但考大学时选择了地球物理系,等到本科毕业,您又去考了哲学硕士。为什么要不断调整跑道?

  吴:考大学时都认为,有志青年应该学理科,甚至学物理。(后来学哲学)主要的原因是两个,一个是个人兴趣,一个是正巧有一个同乡在北大哲学系读书,他影响了我选择去哲学系读研究生。这个选择在当时并不被人理解,中国基本上没有哲学教育,大众对哲学的误解在所难免,哲学工作者需要自己努力,改变公众对哲学的误解。但我的家人尊重我的选择。

  吴:知识分子因为拥有更多的知识,因此就有更多的社会责任。科学是现代社会起决定作用的东西,科技知识分子责任更大。可是,我们国家的科学家长期被认为、也自认为是工具,没有承担起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。

  吴:这是广告词,谈不上网红爆款。同学们喜欢上科学史课,只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了这方面的需求,同时我们的大学提供的课程不足。